山西各类煤炭税费多达25种

    山西煤改疮痍

    疾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导致投资急剧扩大、产能急剧上升，各大整合主体债台高筑，在煤炭市场逆转之后进退两难。高层期望的节约资源、遏制矿难，虽有收效，但未达预期。与此同时，一轮轮“运动式执法”，让基层政府的形象雪上加霜

　　过往繁华总被雨打风吹去。

　　山西省轰轰烈烈发动煤改后不久，煤炭市场忽然进入冰河期，迄今许多煤炭品种的价格比高峰期跌去了一半左右，产煤大省危机四伏。《财经》记者在山西省的调研显示，“煤改后遗症”正在凸显，使各大煤企雪上加霜。

　　在临汾，兼并重组完成后的煤企间出现大量三角债；在吕梁，为煤改投入巨资的煤企出现资金链断裂；在太原古交，央企陷入并购后的泥沼；在山西各地，由于利益分配难以均衡，村矿矛盾风起云涌

　　2013年8月，山西省政府紧急出台煤炭“救市20条”，其中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救市20条”为此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重组整合遗留问题”。

　　回看2008年秋，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省长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参见本刊2010年第四期封面文章“沉重的煤改”)。转眼五年过去，彼时山西省设计的煤炭产业“5+2”格局，已经梦想成真。同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这五大山西煤炭集团，加上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5+2”在数年间纵横捭阖，迅速壮大。其麾下的各个整合煤矿，均进行了大规模机械化改造，山西彻底告别小煤窑，进入“大矿时代”。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曾对外界表示，煤改之后，全省煤炭产量增加，事故率明显降低，提高了技术化和机械化水平，退出的民间资本也在山西省政府的引导下，流向了高速公路建设、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

　　但对这一结论，各方争议颇多。作为山西主要产业，煤炭交织着各级政府、国有煤企、私营煤矿主、矿区百姓等多方面的复杂利益。急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在提升煤矿生产率和安全性之后，亟待解决接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曾被持续坚挺的煤价掩盖，但当煤炭市场行情掉头向下时，诸多后遗症开始集中发作。

　　矿难国有化

　　山西煤改的整合主体是地方国企(后又引入了中央国企)，但因为整合主体企业资金短缺，山西诸多新煤矿采取了股份制，吸收大批原矿主参股，于是出现了大批“边建设、边生产”，或在技改区域组织生产的现象。

　　2012年夏，山西省煤监局忻州煤监站曾对忻州地方国企神达集团的15座矿井和同煤集团兼并的7座矿井股比结构进行了调查，发现22座新矿井中，国有独资的只有1座。随后，煤监局加大了对这些股份制煤矿的监管力度。

　　今年国庆长假前的9月28日，山西焦煤集团麾下的整合基建矿井发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搜救持续了十天，10人遇难。该矿井正是国有控股，其中山西焦煤占比51%，民营企业山西金晖集团占比49%。

　　紧接着的9月30日，江西省煤炭集团曲江煤矿又发生煤与瓦斯突出，11人遇难。两起矿难，迫使国务院办公厅在10月2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称“到2015年底全国关闭2000处以上小煤矿”。

　　自10月10日起，山西叫停了所有建设矿井(包括新建、兼并重组整合、持证改造等各类在建矿井)，进行全覆盖安全大整顿。

　　煤改后的山西，矿难已无法归咎于小煤窑，一个冰冷的现实正在呈现：国有大矿，日益成为非法违法生产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