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怎么改？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按照现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届时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可能达到60亿吨标准煤左右，电力消费也将提升到10万亿千瓦时左右，电力装机容量达到20万亿千瓦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将超过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硫的排放将超过2000万吨左右，中国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位列世界第一。

 

　　可以说，依据这个经济发展路线图，现代版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将导致我们文明的摇篮、中国最富庶的中东部400多万平方千米蒙受不可承受的生态灾难。

 

　　进入大转型的战略节点

 

　　值此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之际，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都面临着生态难题，加快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方式迫在眉睫。

 

　　对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机，可以有三个选择：建成小康社会之前的先期实施；边建设边改革的伴随型实施；建成之后的总结清算型实施。比权量力，先期实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付出的代价最小，越早启动电力体制总体改革，社会代价越小。但是，这需要全社会对电力体制改革达成共识。

 

　　正是基于此，2012年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这个文件可以视为中国再次启动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工作的历史起点，促使始于2002年的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得以延续，这是今天我们开展电力体制改革讨论的逻辑起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分为总体改革和渐进改革两种手段和两种模式，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开辟了对中国电力体制实施总体改革的先河。应该说，每一个大周期的电力战略革命都需要总体变革，目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爆发点，需要实施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总体改革。

 

　　相比较而言，电价改革、输配分开、政企分开、产权改革、推动地方电力发展等，大多属于行业内部的作业口，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作用有限。电力产业需要实施重大文明变迁，为各个方面创造机遇，目的就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可以预计，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深度、广度都将超过2002年，总体改革是最大的利益调整，也是社会上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中国改革新的地平线，谁能把握历史潮流，谁就能获得最强大的生命力。

 

　　既然是总体改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顶层设计、试点并行、总体决策等多个步骤和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架构应该包括三个组成元素：

 

　　推动地方政府和电力企业的多元试点改革，理应包括、但不限于试点省份和城市、国家电网在内的各种创新实践；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门、财政部（含碳税等)等研究并提出的各种电力改革建议方案或者支持方案，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主管部门制定的新一轮电力能源总体改革实施方案等等；最核心的就是来自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

 

　　对此，应充分推进地方政府和电力能源企业联合的战略试点工作，例如，山西目前的电力装机容量为6000万千瓦左右，如果将1/3转变为燃气发电、或者改造为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就将改变山西能源结构的中枢机制。这需要中央政府加快解决山西气煤两权发展的矛盾，实现山西洁净煤利用，此举将使得整个华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利用蓝图战略成型，也将勾画出中国版的清洁能源发展轮廓，毕竟煤炭清洁利用是中国清洁能源不可逾越的战略阶段。那时，中国的清洁煤、非常规天然气利用和高端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智能能源网体系、美国页岩气开发与智能电网集成发展的创新实践、德国的清洁能源网络带动的欧洲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将成为新的全球清洁能源战略的三大组成。从这个大局而言，山西坐拥10万亿立方米煤层气资源，通过并购、环状持股等多种形式实现气煤企业高端利益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